百年潮丨李辉：北京大学，司徒雷登不该被你们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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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辉，记者，传纪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77级，人民日报高级编辑，1998年散文集《秋白茫茫》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以传记、随笔写作为主，主要作品有《文坛悲歌——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沧桑看云》《和老人聊天》《传奇黄永玉》等。
60岁时的司徒雷登
抗战胜利日，
重庆这位耀眼的明星
抗战胜利一个多月后的重庆，迎来一位来自北平的客人，他是司徒雷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在北平被日本人关押三年有余，此时，出狱不久的他从北平抵达重庆，第一次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囚禁生活。1945年10月1日，《时代》以《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为题，对此做了报道。
《时代》配发一幅他的肖像照片：秃顶，眼睛大而圆，锐气逼人，但微笑又使之有了一种亲和力。照片说明很简单：“司徒雷登，一千五百次猜字游戏。”
《时代》报道司徒雷登出狱后
《时代》杂志写道：
清瘦、秃顶的司徒雷登，已有69岁，是享有盛誉的美国教育家，可他却有40年没有在美国居住过，他自1919年以来一直担任由美国资助的中国最有名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校长，最近三年半时间里，他是日本人的俘虏。上周，司徒雷登——也许是在中国最受尊敬的美国人——在重庆讲述他的经历。
1937年日本人占领北平后，离城区五英里的燕京大学，遂成为一块自由学习的绿洲。当时，日本人非常忌惮美国对他们进驻校园的态度。但是，他们仍命令司徒雷登悬挂傀儡政权的旗帜，并要求他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表示个人的“感谢”。司徒雷登拒绝了，他把旗帜奉还。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三年时间里，他不得不在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维持平静状态。1941年12月8日，早上8点20分，司徒雷登的这个自由王国被终止。
“鸡尾酒小时”与猜字谜。司徒雷登和另外两个人，被关押在北平一幢英国商人住宅后面的三个阴暗的小屋里，达三十九个月之久。他的狱友分别是66岁的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亨利•霍顿（Dr. Henry S. Houghton ），59岁的医学院的财务总管特沃尔•鲍温（Trevor Bowen ）。
鲍温早上7点早餐，司徒雷登和霍顿9点早餐。午餐前，司徒雷登撰写喜欢的题目：《新约》批评。午饭时，三个人轮流大声朗读英文版的德国战争公报。一天的高潮是“鸡尾酒小时”，此时三人聚在一起，讨论他们中午读到的一些有意思的消息。每天晚上，霍顿和司徒雷登玩猜字谜——一共猜了一千五百个夜晚。（霍顿博士写过一本关于猜字谜的书，该最有权威了。）
1943年5月，三个人被分开了五天，日本人将财务总管鲍温关进一个窄小得难以躺下的竹笼里审问，威胁他，抽打他（他们想要他提供协和医学院隐匿的著名史前化石“北京人”的头盖骨，这样，他们就可以将此作为礼物敬献给天皇的。但鲍温并不知道。）
今年7月，日本人签署一份释放司徒雷登的帝国敕令，指望他能劝说蒋介石委员长促成美国与日本媾和。他拒绝了，既不离开他的两位难友，也不传话。不到一个月，三人都获得了自由。（《时代》，1945年10月1日）
值得回忆的磨难。正是有了抗战期间的这番特殊经历，获得自由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取得胜利举国欢庆之际，也达到了自己在华50年声望的顶峰。
据司徒雷登日记所述，他于1945年9月3日下午，经辗转西安、昆明，从北平来到重庆。头一天，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签字仪式在美国海军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标志着太平洋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的正式结束。
司徒雷登与蒋介石
1936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颁发给司徒雷登的奖状
9月3日，是中国的胜利日假期，重庆全城乃至全国各地，游行狂欢。为此，蒋介石特地派专机把司徒雷登从北平接来，让这位曾经与中国同患难共命运的人，也与他关系良好的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司徒雷登乐观地出现在9月4日重庆举行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上。他先后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见面。他与蒋介石是老朋友，与共产党的领袖则是初次见面。这次见面，他记录在当天日记里。
1946年周恩来与司徒雷登在美国大使馆，身后的小楼至今仍在
在庆祝胜利的晚会现场，陪同司徒雷登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的，是中央社的记者杨富森，他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后，1999年，他在一封信中追忆现场细节：
1945年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结束。那时我在重庆中央社当记者。在胜利的晚会上我又碰到了司徒校长。那时，他刚被释放出来，蒋介石派飞机把司徒校长接到重庆参加胜利晚会，我正好去采访消息，没想到碰到了老先生。司徒校长也很高兴，他也没有料到会碰见我，所以两人异地相逢，欣喜无已。
正当我们谈话的时候，中共三位代表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也被邀请参加晚会，司徒看到了毛泽东，很想和他相会，就拉着我的手，要我陪他去见毛泽东。我是新闻记者，当然愿意作牵线人。果然，我拉着司徒校长的手，走过去和毛泽东、周恩来会面。毛泽东一见是司徒先生，也高兴极了，满脸笑容地对司徒校长说：‘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们燕大同学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好……’”
司徒雷登回忆录封面
司徒雷登回忆录封底
此次见面之后，9月19日，司徒雷登应邀再与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司徒雷登这一天的日记，只记载了这样一句：“与毛泽东、周恩来共进午餐。这次餐叙是龚维航跟她的丈夫乔冠华所安排的。”龚维航即龚澎，燕京大学学生，此时担任周恩来的英文秘书。
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回忆司徒与毛、周二人第二次见面的情景：
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特别在寓所设便宴招待司徒先生。据傅泾波回忆，中共是通过龚澎邀请司徒的。龚是战前燕大高材生，当时在重庆周恩来领导下工作。毛在席上一再感谢司徒对中国教育之贡献，并对燕大学生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表示称赞。毛说话带浓重的湖南腔，傅泾波经常听不懂，还多亏司徒不断为之翻译。司徒懂多种方言，粤语、沪语都能听懂。
从这一回忆看，双方的见面气氛颇为融洽，司徒雷登这位在中国出生、长大的中国通，以他的语言才能，使见面更显轻松与别致。这是他与中共领袖的最初接触，彼此之间一时的轻松与别致，仿佛也为重庆谈判的表面顺利加了一个脚注，加了一笔亮色。
对于司徒雷登，来自延安的中共领袖当然不会陌生——
当年，红军长征刚刚结束，正处在几乎与世隔绝、不为人知的状况，是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美国人斯诺，冒险而来，成了系统采访红军和中共领袖的第一个西方记者。斯诺回到北平后，燕京大学学刊报道了他的冒险之旅，还举办介绍会，展出照片。这成了毛泽东走向世界的第一次最成功的亮相。
燕大心理学系美籍教授夏仁德，在“一二九运动”期间，他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的避难所。他的学生黄华——后来的著名外交家——秘密离校投奔延安，校务会议曾讨论是否颁发文凭，夏仁德力排众议，为黄华辩护，说：“我在中国多年，黄华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1975年林迈可在伦敦出版的摄影集
勒口介绍
林迈可签名本
英国籍教授林迈可，毕业于牛津大学，抗战爆发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到燕大后住进司徒雷登的临湖轩寓所。北平沦陷后，他用司徒雷登的专车，运走六皮箱军用器材给八路军，每次装上两个皮箱，开车到西山温泉附近的一个小庙前，在那里交到八路军手中。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天，司徒雷登召开外籍教授茶话会，他用命令的口气对林迈可夫妇说：“你们两人更是非走不可！”林迈可到延安后，担任八路军通讯顾问和新华社对外广播顾问，并负责播报新闻。
新西兰学生贝特兰，在燕园与黄华住同一个房间，抗战刚刚爆发，他便前往延安采访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成了毛泽东影响世界的又一次亮相。 ……
1947年1月画报所刊封面人物，司徒雷登在大使馆办公室
关于燕京大学历史的专著封面
此时，在重庆的司徒雷登真的如同一个明星，在国共领导人之间往返穿插，频繁接触。一个教育家，无形之中，多了人脉拓展的微妙，多了在政治舞台上博奕的资本。这也是后来70岁的司徒雷登，在国共两党矛盾激烈时，为何马歇尔挑选他就任驻华大使的重要原因。
未名湖畔，
司徒雷登何处寻？
1930年代的临湖轩
现在的临湖轩入口处。李辉摄
临湖轩北门。李辉摄
从被日本人关押之日起，最让司徒雷登牵挂的莫过于燕京大学。燕园的未名湖，湖水里波动的塔影，竹林环绕的寓所——临湖轩……
《时代》那篇《司徒雷登的燕京大学》报道的最后一句说：“司徒雷登将尽快把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它一直在成都坚持办学）。他计划退休，结束他在中国的日子。”抗战终于胜利，乐观的气氛中，他看到了重振燕京大学，再现教育辉煌的可能。
在司徒雷登被囚禁期间，燕京大学并没有消失。一批教师辗转南下，在成都继续办学，艰难地举起燕京大学的旗帜，他们以“燕大人”而自豪。人在重庆的司徒雷登，9月12日特地飞往成都，探望他的师生。
应该说，燕大人此时表露出的对校长司徒雷登的敬重、感激甚至热爱，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深知，没有眼前这位消瘦、憔悴的美国老人多年的努力，不会有北京海淀那个美丽的校园，更不会有一座崭新意义的大学，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异军突起，国际上的影响力，竟然一下子堪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媲美。
燕京大学草创时期的学生，清晰记得学校蜗居于北京城内时的窘状。
1920年时，所谓燕京大学校园，不过是盔甲厂胡同——位置在如今北京站与崇文门之间的一座景象破败的院落。
就在此时，司徒雷登受命执掌燕京大学，他离开南京，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后的1920年春天，走进北京古城，走进盔甲厂。他的最初出场，被白序之详尽地描述出来：
在1920年春天一个早晨，10点钟左右，全校学生照例在饭厅（饭厅是两用的，吃饭之外还可作礼堂）聚会，房门开处，走进一位中等身材，广颡削颚，面带褐色，中年的外国人来，后边跟着教务长傅晨光先生，经他的介绍，我才知道这位面生的外国人，就是我们将来的校长司徒雷登博士，全体不约而同地发生景仰和注意。
静静地听他讲话，他说的是官话，口音略带南方腔调，而操纵纯熟，齿颊间多流露文雅字句和现代的名辞。声音缓而沉着，低而恳挚，假设闭起眼睛来，就好像有一位我们最亲信的朋友，在对着我们讲话，热情笃爱，声声透入我们的心坎。
那时我最奇怪的是主席未曾详细地介绍他，而他自己也毫不客气地，就居然以校长自视，虽然他是初次和我们学生会面，就好像他已做校长很久是的。可是也真奇怪，那时全体学生，虽与他是初次相逢，但心目中并未把他当一位陌生客。
一位彻底改变燕京大学窘状，决定未来发展的教育家，在盔甲厂不起眼的破旧院落里登场了。他四处募捐，一次从募捐的旅行回来，他说，“每次我看见叫化子，我总觉得我是属于他们的行会的。”他与哈利•鲁斯——《时代》创办人鲁斯的父亲——组成最佳搭配，由后者出任副校长，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资金。募集收获颇丰，为选择新校址，聘请名教授，购置教学设备，提供了可能。进而，他再出高招，直接与著名的哈佛大学建立联系，建立燕京学社。
作为新一代的传教士，作为经历过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的中国通，司徒雷登已经意识到一所新的教会大学，必须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路径上前行。燕京大学教育理念与实践，司徒雷登的教育成就，不在本文叙述之内。我更感兴趣，也最看重的，则是司徒雷登如何以本人的人格与性情，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在盔甲厂的初次亮相，司徒雷登即让学生感到亲切，留下深刻印象。随后，母亲与夫人，也各以自己的性情，感动师生，从而增加司徒雷登的感染力和影响力。美国教师包贵思(Grace Boynton )所撰英文《司徒雷登传略》，漫溢诗意，以赞美和景仰的语调，描述司徒雷登母亲与妻子这两位女性，一刚一柔的不同特点和魅力。
翻译这篇传略的是作家冰心——她曾就读于燕京大学，1923年前往美国留学，归国又在燕京大学任教。冰心的丈夫吴文藻也同在燕京任教，他们二人都颇受司徒雷登器重。新校园落成时，位于未名湖畔的司徒雷登寓所，由冰心起名为“临湖轩”。
1929年，两人的婚礼也在临湖轩举行，司徒雷登担任主婚人。彼此关系之密切，可见一斑。从上面所引司徒雷登日记还可看到，抗战胜利后他初到重庆，吴文藻是最早见面的人之一。由作家冰心以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翻译包贵思的传略，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司徒雷登的母亲，精干而具活力，一直在中国陪伴着他。司徒雷登的妻子，柔弱而显秀美，但早在盔甲厂时因病去世。这样，司徒雷登夫人也就成了第一个安葬在燕园的人：
在燕大迁到新校址以前的一个毕业会时，司徒夫人病势转剧，遂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去世，她的墓是燕大坟园中的第一座坟墓。司徒博士的密友们都知道，在他心中的关于夫人的记忆，是一件完美的物品，与他一同生活着，与日俱增的被宝爱着。（《司徒雷登传略》）
妻子未能亲自走进燕京大学新校园，看丈夫如何拓展教育事业，对于司徒雷登而言，的确是莫大遗憾。他把妻子安葬这里，后来又在晚年留下遗嘱，希望能魂归未名湖，与妻子安葬一起。这一愿望在1990年代初本来有望实现，却因北京大学部分老师致信强烈反对而落空，之后，只好转而被安葬在杭州，与父母魂归一处。
《在华50年》中译本封面
可以理解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新校园的感情。当年寻找新校址，恰如一段富有诗意的传奇。一番周折后，司徒雷登最后把目光确定在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一位清朝亲王废弃的园地，后转到陕西督军陈树藩手中。司徒雷登向董事们和理事们提出这块场地，获得同意。次年夏天司徒雷登去西安与陈督军见面。司徒雷登回忆，这位督军对此很感兴趣：“他以六万中国大洋将地产卖给我们，并把三分之一的款项捐作奖学金。……之后又在附近买了些荒废了的园地，结果总面积达到了原来的四倍多。” （《在华五十年》）
燕园教学楼。李辉摄
燕园碑，李辉摄
中、西文化的融合，在校园建筑风格开始体现。在杭州、南京的生活阅历，使司徒雷登欣赏江南园林之美，而正是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韵味的喜爱，导致6万大洋买下的一片土地上，呈现出一个新校园的美丽。
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来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刚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这样，校舍本身就象征着我们办学的目的，也就是要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
1930年代的未名湖
1934年前后就读于燕京大学的萧乾在未名湖留影
未名湖塔影，李辉摄
校内水塔的外形是一座13层的中国式宝塔，这也许是校园里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我们修复了旧花园的景色，此外，我们还自己种植了草木，从附近荒芜的圆明园遗址移来了奇碑异石，又在景色宜人处修建了亭阁。……另一处景色是那音色清亮的古刹大钟，这铜钟现仍在校园里鸣响报时。后是，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以致我们自己也逐渐相信了；它肯定有助于加深学生对这个学校及其国际主义理想的感情。至少就某一方面而言，现实变得比我的梦想更美好了。 （《在华50年》第50页）
就一所大学校园的建设而言，司徒雷登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选择而自豪。1929年，燕京大学搬进位于海淀的新校园，与著名的清华大学堂毗邻。
庆贺司徒雷登诞辰60周年
1936年编印的燕京大学特刊
冰心翻译包贵思的《司徒雷登传略》，完成于1936年6月10日。此时，燕京大学的师生，为庆贺司徒雷登60华诞，忙碌着一件事：编辑《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司徒校务长60寿辰特刊》。特刊的出版时间，选在6月24日——司徒雷登生日的这一天。
在这一特刊上，冰心除发表这篇译作外，还发表了一篇散文《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写她与司徒雷登的交往，写这位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带给她的严父慈母般的诗意感觉：
今年6月24日，是司徒雷登校务长60大庆，这些敬他爱他的人们，抓得了这个机会，都闹盈盈的忙着分头推进各种庆祝的方式与项目。我呢，是敬爱他的学生中之一，而所能做的，只是“摇笔杆”的事情，“马负千钧蚁驮一粒”，亦各尽其力之所能至而已！可是，仔细一问，关于司徒校务长一切的一切，都已有师长同人们写下了，写得是那么严肃，那么详细，那么俏皮。我呢，从做学生起才认识他，讲台下仰着，可望而不可即，不知道他的家庭，他的童年，更不知道他的恋爱故事。后来虽然勉强算得和他做了三年的同事，而我是个不重要的人儿，没有机会同他商量过“大计”，也没有机会同他骑过马，游过山。我看见他的时候，只是闲居宴会的时候，可是只是这谈笑社交时所表现的一点点，已足使我倾服了。
这十几年中，曾有过几次小小的事情，同他有过几次短短的谈话，每次的谈话里，都使我觉得他是兼有了严父的沉静，和慈母的温存。他款款的笑在你的对面或旁边，两手叉握着放在膝上，用温和恳挚的目光看着你，你不先开口，他是不多说话的，他总尽量的给你机会，让你倾吐你的来意，然后他用低柔的声音，诚挚的话语，来给你指导与慰安。 （《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载《司徒校务长六十寿辰特刊》）
1929年6月15日，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在临湖轩举行，他们身后的司徒雷登是主婚人
燕京大学前后学生冰心与萧乾，晚年喜相逢。李辉摄
冰心的感觉，恰是司徒雷登所追求的效果。他自己就明确说过，在妻子去世后，他不想再婚，而是把燕京大学当成了自己的家：“燕京已经成了我的迅速发展壮大的家庭。学生们自己常常讲，他们是我的孩子，而我对他们也确实怀有父辈之情，我能够把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于工作。”（《在华50年》第85页）冰心的感觉，印证了他的话。而正是这种感觉，使未名湖的梦想有了诗意，更加让司徒雷登陶醉其中。
1952年，在全国性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解散，原在城内的北京大学迁至燕园，成了这里的新主人。历史变迁，世事代谢，许多年里，司徒雷登的名字与燕京大学的名称一同从这里消失，惟他所精心创造出的校园美丽依然保留，成了北京大学校园的精华所在。
燕京大学碑之二，李辉摄
值得重视的精华。1990年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原燕京大学未名湖区”名义将燕园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并在未名湖畔立起一块石碑。即便舍去燕京大学的教育成就不谈，仅留下这一校园的美丽，并使北京大学得以拥有这一美丽，司徒雷登也不应被燕园淡忘。
不过，到燕园寻访，却不免有些遗憾。2009年，我踏着秋色从西门走进，缓步穿过一座座燕京大学时期的教学楼、宿舍楼，在未名湖畔瞩望宝塔，看风中涟漪里的塔影闪动，沿岸边斜坡上的石阶，走到竹林掩映、面对未名湖的司徒雷登故居……
司徒雷登留下的校园之美依然动人。未名湖畔，临湖轩的台阶下，竖有一块石碑，醒目地刻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未名湖燕园建筑”的字样。原来，2001年，这里又以“未名湖燕园建筑”的名义被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令人不解的是，时隔10年，为何不沿用最初的称谓，却非要舍去“燕京大学”字样。碑上更无文字说明“燕园”与“燕京大学”之间的关系。
临湖轩修葺一新，尚未对外开放，四围栅栏紧围，我隔着栅栏，把相机伸进去，拍下屋顶和大门。临湖轩一角，有一门前，挂着“香港大学驻北京大学办事处”的牌子。正门入口处，路边竖有示意牌，上面则只简单写有“临湖轩”三个字及汉语拼音。
奇怪。为何不注明 “司徒雷登故居”？
我为之困惑。在时间流逝多年之后的今天，在司徒雷登的骨灰已经迁到杭州与父母安葬一起的今天，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名字为何在北大校园还被冷落？北大本是一个著名大学，在历史面前，为何不可以多一点雅量？多一点儿开放心态？对燕园美丽的创造者，对一批又一批在这里曾经工作过和学习过的“燕大人”，难道不应该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应有的历史尊重？这似乎不仅关涉文化理念，也关涉情感，关涉对一个创建者的起码尊重。
我在想，北大校园里，有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过的斯诺雕像。那么，为何不能在未名湖畔，在临湖轩前，竖立一座司徒雷登雕像？
好几年没有去北大校园了，对司徒雷登是否已有所改变，不得而知。
希望有一天，再进北大燕园，可以迎面看到司徒雷登雕像！这不会是奢望吧？
修订于2016年9月7日，北京
李辉阅览室
原载微信公号“六根“，本号获作者授权转载，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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